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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华，耽误中国多少事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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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1937年卢沟桥畔的一声枪响，使历史出现了拐点。但这一声枪响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声音被淹没在历史的惊涛骇浪深处。1937年7月7日之前，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国？ 在这一年，中国拥有了3935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万6千多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 此前十年间，工业经济成长率平均达到9.3%，经济增长率估计达到11%以上，为当时中国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 中国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4月1日，国民政府设立了盐务总局，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主权。在此７年前，中国海关实行海关新税率，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行使关税主权。 至这一年的６月底，国家税收总额达到法币8.7亿元，是8年前的2.6倍。而贸易逆差为1.5亿元，不足两年前的一半。 至1937年，中国棉稻麦也基本实现了自给，经济学家何廉说：“农业经济发展已步入‘起飞’之路”。 内文导读—— 宋子文与同事的确试图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但在蒋介石看来，他更需要的不是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而且一个予取予求的军需官 1937年的中国是孤独的，王宠惠同样也是孤独的。那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 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他们在这份当时中国最伟大的报纸上写道：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日本和一些西方人对淞沪会战甚至直呼为“德国战争”
1937年的早些时候，正在中国旅行的美国人拉铁摩尔对英国记者勃脱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了。” 果然，卢沟桥畔的那一声枪响，发出了这一年最惊天动地的声音。 但这一声枪响之外，还有很多声音作为背景，被淹没在历史的惊涛骇浪深处。或许，在隆隆的枪炮声中更仔细地聆听，那些细微而嘈杂的声响，更能演绎出历史的主调，更能描摹出1937年的中国。 1937年7月7日之前，是怎样一个中国？ 在这一年，中国拥有了3935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万6千多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 追溯此前十年间，工业经济成长率平均达到9.3%，经济增长率估计达到11%以上，为当时中国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 同样在这个时段，中国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到这一年，法币已成功运行了近两年。全国币制渐渐统一起来，中国经济初步形成统一的格局。《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评价，假如中国一直停留在银本位时代，中日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因为战费筹措困难，抗日战争恐怕无法支撑半年以上。 4月1日，国民政府设立了盐务总局，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主权。在此７年前，中国海关实行海关新税率，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行使关税主权。 至这一年的６月底，国家税收总额达到法币8.7亿元，是8年前的2.6倍。而贸易逆差为1.5亿元，不足两年前的一半。 至1937年，中国棉稻麦也基本实现了自给，经济学家何廉说：“农业经济发展已步入‘起飞’之路”。 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作底子，忙碌的中国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正致力于将拥有170余万人，超过180个师却隶属不同派系的中国军队整训为一支现代化武装。按照他们的计划，到1938年底，中国将拥有60个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陆军师。在湖南或是南京等地兵工厂，已经制造出德式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金陵兵工厂出品的重机枪已经与德国制造的一样好。到1937年5月，中国空军已有600多架飞机及262个机场。 到这个时候，1936年12月首批征集的新兵约5万人已经入伍，这得益于当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兵役法》，推行征募并行制，“凡我国民须知服行兵役为人人应尽之义务”。这也使得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半年内，中国能够迅速征募约70余万壮丁，作为士兵投入到战场。 1937年上半年，从西安事变中脱身不久的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多次进行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并最终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4.5万余人。 全国大体上实现了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大约两年前，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川黔已入蒋委员长统治的范围，在另23个行省中，他的力量已扩展至11省。云南不久也将划入他的统治。” 蒋介石还在致力于推动他的“新生活运动”，以使国民的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他说，“我们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要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自己应该具备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族精神。” 这一切的种种努力，成败得失均有之，但多少给了百年积弱的中国的人民以一些信心。或许是出于鼓励国人信心，胡适在较早前说：“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知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灭损这二十年总进步的净赢余。” 至1937年的那十年，在学界亦有“黄金十年”之称，虽然仍旧内忧外患不断，仍旧是百弊丛生，但于内，中国步入了近代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于外，至少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则有屈以求伸，蓄力备战的战略谋划。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 1936年月12月1日，军政部次长陈诚讲道：“假如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 而战争打响两年后，一位外国学者著文说：“中日战争在中国来说是早了五年，在日本来说却是迟了五年。” 但是，日本没打算给中国从容备战的时间。他们已查觉到中国的种种变化，如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所写，“如让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自强机会，日本就会等于自杀。” 这一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日本朝野觉得中国日渐中央集权、充实军备和修筑国防工事，将会从抗日走向侮日的道路，日本将不惜用一切手段，甚至直接在中国夺取政权。 而紧随而来的卢沟桥枪响，使日本也陷入了长期苦战的泥沼，也使中国耽误了和平建国的机会。 常常有这样的假设：如果再给中国五年时间，又会怎样？ 历史不能假设，但70年后却给了我们回望与反思的视角——1937年7月7日前，尚未被硝烟笼罩的中国。
1937年的那些事 元旦 一代文豪胡适用了7个半小时，才写完了一篇3千字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三个愿望，但后来却只实现了一个。 ３月３日 老资格外交家王宠惠接替张群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这或许是当时中国最不讨好的一个职位。但数年之后，居然峰回路转，百年来的外交弱国一跃而成世界五强。 6月12日 孔祥熙出现在德国贝西特斯加湖畔的希特勒别墅中，宾主言谈甚欢，但最终没有能挽回中德多年的军事合作关系。虽然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亲自参与指挥了当年的淞沪会战，却不得不在次年黯然离华。 8月 宋子文主持救国公债劝募工作，以抗日救国为号召， 1个月内，公众认购2.4亿元，完成设定总额一半。 12月14日 王芸生在给《大公报》写下最后一篇社评《不投降》后，率领《大公报》西迁，他给上海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宋子文：党国金融家 ■文/老舒 宋子文与同事的确试图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但在蒋介石看来，他更需要的不是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而且一个予取予求的军需官。 抗战爆发不久，由于军费骤增，国民政府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为缓解压力，国民政府于8月份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这5亿元对于抗战初期的中国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却成为检验民间抗战信心的风向标，而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宋子文的身上。
无力回天 对于一个没有稳定财政收入来源，且又经常陷入内外纷争的前现代国度而言，最大的支出几乎永远是军费，而最应急的出处一向是公债。《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到：在1928年到1937年，中国年支出的40%—48%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加上公债和赔款的还本付息，占每年总支出的67%—85%。 在被军费重压搞得焦头烂额以前，拥有哥大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宋子文就认识到建立现代财政体系的重要性，从广州政府时代起便已着手进行财政改革试验。后来，随着北伐的进展， “这个瘦高个、态度生硬、表情严肃而又聪慧的革命者——宋子文，把他的财政改革推行到每一个占领的城市。他成了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代》周刊描述说。 《时代》的说法显然言过其实。宋子文从来未能将改革推行到每一个占领的城市。终南京政府22年统治，能从各方面进行有效治理的从来只有长江中下游数省。同样，宋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华盛顿从来不会干涉汉密尔顿的财政大计，汉密尔顿和他的头号对手杰弗逊之间的纷争归根结底是州权为主的农业立国主义与联邦财税体系下的工商立国主义之间的路线之争，其间并无个人的私利在里面。 而蒋介石从来没有全心全意支持过宋的财政改革，取舍的主要标准是改革是否符合蒋的政治目标：比如铲除政治异己。与此同时，那些惯于把持一方财政的地方实力派，更是对宋的改革阳奉阴违，虚与委蛇。 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宋子文详细阐述了统一财政的主张，强调财政统一是立国之本：“盖庶政非财莫举，如财政不能统一，则其他庶政，更无统一可期。”此次会议共审查修正通过138个提案，如《统一财政案》、《整理财政大纲》、《统一全国盐税收入案》、《统一关务用人行政及税款收入案》等，涉及财政统一的方方面面，可谓详尽。 在接下来的建立预算制度、裁撤厘金、明确税种等方面，宋子文也都主持拟定了详尽的方案，如《划分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标准案》、《预算章程》、《办理预算收支分类标准》等。 然而形格势禁，这些符合现代财政治理精神的方案并未带来宋子文预期中的成效。《剑桥中华民国史》精辟地指出：“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距离。” 导致这种距离产生的主因是徒有其表的统一下的地方割据。这个自清末以来的中国政治癌症在南京政府治下依然没有得到根治的迹象。不甘就范的新军阀们随时准备为维护自己事实上的独立而大打出手，宋为确立各省预算而建议实行的裁军计划，就导致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 即使在那之后，暂时有所收敛的地方实力派们依然设法对抗财政改革。例如俗称买路钱的厘金被废除了，但各省政府往往很方便的用“特种消费税”或其他各种委婉的名目取代它。而作为政治妥协的象征，占财税大头的田赋被当作地方税种留给了各省，按《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承认，意味着为了换取各省软弱的支持，中央政府放弃了对创造国民总产值65%的农业部门的财政权力。” 而蒋介石本人也对财政改革的“半拉子”工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能够以确立预算之名迫使地方派系裁军削减军费的时候，蒋对宋的支持是高调的，而当宋的谨慎型财政无法满足他对军费的胃口，甚至令他感到被束缚手脚的时候，宋之被冷遇乃至被排挤就在所难免了。 1933年4月，蒋公然另起炉灶，把鄂豫皖三省“剿总”内部的农村金融救济处改组为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归自己指挥，以便绕开宋子文直接筹措军费——相对于一个雷厉风行的中国汉密尔顿，蒋更需要的是一个予取予求的军需官，一个他个人的银行家。 种种妥协和掣肘造成了如下结果：地域上来说，中央政府的税基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南京政权能够实际控制的省份；从工业部门来说，则集中在新兴的制造和贸易部门，它们的集聚地恰好也都在沿海和长江流域。 历史将很快证明这种财税基础的脆弱性：抗战初期这些地域的沦陷，令国民政府迅速陷入了灾难性的财政危机中，只能靠大发战争公债和滥发法币来左支右绌，直至1949年，也没有从根本上翻过身来。
改革在困境中进行 《大公报》在1936年12月份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生了。”《剑桥中华民国史》将民众这一新的乐观情绪主要归因于“两广事变”的平息——作为公然反对南京统治的最后两个省，两广的失败令国家的统一感空前增强——和由宋子文、孔祥熙联手打造的币制改革成功所带来的不期而至的经济复苏。 1935年的币制改革的核心是放弃因白银大量外流而难以维系的银本位，改为管理通货。改革的成功令法币的地位得以确立，南京政府突然发现只要能够维护法币对外汇价的稳定，自己可以增加钞票——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底，法币的发行额从42700万元增至1242879万元——以满足财政需求，而不致引起大的波动。 一种良性的通货膨胀作为副产品出现了。到1937年中期，农产品的价格恢复到了1931年的水平，其时又适逢农业近20年来最大的丰收，双喜临门的农村迎来了多年不遇的景气。《剑桥中华民国史》描述当时的状况说：“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考虑到凯默勒委员会曾在1928年认定中国的货币制度“无疑是最糟的通货，为人和重要国家所仅见”，1935法币的成功发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在这数年间的币制改革路线图上，从废两改元到整理纸币，再到统一纸币发行权，到最后确立法币，每一个节点上都闪现着宋的身影。 两元并行堪称最具中国特色的货币现象。清王朝解体，民国成立经年，但由于军阀各立山头，导致各地铸币成色重量参差不齐，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竟仍需要将现代意义上的铸币换算成封建农业时代的银两才能彼此对接，充满讽刺意味。宋子文主导的废两改元，实际上一举废除了银两和旧银元，使统一的银铸币大量进入流通领域，从而为纸币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出任财政部长之初，国内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数不胜数，统一纸币发行权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为解决此问题，宋子文没有一刀切地取消相关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而是采取了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问题解决的路径。 增量方面，公布实行《中央银行条例》，确立中央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对于新开设的银行，则规定一律不得发行纸币；存量方面，对于已有发行权的银行设立种种限制，达不到条件者则收回发行权。宋自述其思路为：“俟稍假时日，中央银行普及全国以后，中央纸币即可到处通行，而各银行之纸币自当渐次减少，然后再限令各发行银行分期自行收回，撤消其发行权。”与废两改元一样，此次改革宋子文也想来个“一箭双雕”：统一发行权与整理纸币一次完成。 在宋子文的主导下，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地位已基本确立，不过，面对实力强大的民间商业银行，南京政府尚未取得完全优势。据史料记载：在总经理张嘉■主持下的中国银行，当时无论在存放款额上还是在纸币发行额上，始终高于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 如何收服乃至控制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首的民间银行，被南京政府视为实施金融统制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达成了高度共识。1935年3月底，在蒋介石授意下，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出面训令中国银行进行股改，增加政府股份至50%，并由宋子文担任董事长。不久，交通银行也“顺利”官化，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由蒋介石打造的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转化而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一起成为四大政府银行。 中国银行业的官僚资本化就此拉开大幕，《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1935年南京政府拥有10家现代银行（包括四大政府银行）资本额的4/5，其他主要的私人银行，也都在四大政府银行控制或影响之下。 银行业财源的集中，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接下来的法币改革的成功，以及抗战期间战争公债的顺利认购和四联总处（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平稳运作。然而，缺少民间银行掣肘和独立部门监控，也为四大银行日后滥行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永远的战时劝募者 1937的宋子文，在离开国民党权力中枢几年后，因抗战的爆发重新活跃于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主持了旨在弥补国民党军政开支缺口的救国公债的发行，并积极参与了以四联总处的成立为标志的战时金融体系的筹建工作。 对于宋子文的理财能力，感受最深者当属蒋介石。美国《时代》周刊曾这样描述二人的关系：“孙博士逝世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革命的领袖。在他从广州北上进行举世闻名的北伐过程中，这个年轻将领的身边始终伴随着他的年轻的理财专家。” 虽然此时蒋介石尚不欲宋子文重返权力中心，但考虑到宋子文的影响与专长，加之财政部长孔祥熙访欧未归，遂让宋子文主持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宋的劝募工作雷厉风行，卓然有成。他首先成立了一个名为救国公债劝募总会的全国性劝募机构，以此为平台，将社会贤达和政商两界的实力人士“一网打尽”，尽数封为总会的常务委员。随便拈出若干名头，便不难想见常委阵容的一时之盛：宋庆龄、孙科、何东、张伯苓、顾维钧、俞鸿钧、杜月笙……。他们成为劝募总会最好的名片，起到了极佳的宣传动员效果。这些人的加盟，充分展现了宋子文的人脉与号召力。 除了借助关系网外，宋子文还充分发挥自身及旗下金融机构的力量，先行一步，做认购公债的“领头羊”。宋本人认购了5万元，恰好是公债总额的万分之一，巧妙譬喻了集万众之力的意味。宋为董事长的中国银行认购了1000万元，宋旗下的其他金融机构和公司如中国保险公司和扬子电气公司等也分别认购了总额达1000万元的公债。 宋系银团珠玉在前，其他金融机构也纷纷跟进，如中央银行系统认购总额也达2000万元，交通银行达500万元。加之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热捧，从1937年9月1日到10月1日，仅一月之内，救国公债已售出2.4亿元，将近总额一半。 以发债方式筹措军费对于宋子文来说实乃轻车熟路，经验非自抗战始。在1928年初重新出任财政部长后，宋面临的首要急务就是为准备继续北伐而又囊中几乎空无一物的南京政府筹集军费——宋后来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最近三个月》中回顾说：“迨子文就职，正值军事进展，饷需之繁，什倍于昔。” 自那时开始，此类债券的大部分被银行持有——以1936年2月的情形为例，银行共持有2/3未偿还债券。这样的银政合作，按《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就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中国确曾有过发展现代银行系统，但却被歪曲成为向总是欠债的政府筹措资金的工具。” 换言之，私营生产和贸易部门所需的资金被无可避免的挤占了。回头来看，正是由于由银行业集中带来的官僚化运作和国家资本对经济控制的日益加深，加之外部政治军事环境的恶化，令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体系走上了一条官僚资本膨胀与滥行通涨互为恶果的不归路。 王宠惠：苦撑危局 ■本刊记者 杜兴 1937年的中国是孤独的，王宠惠同样也是孤独的。那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7月9日的那个早晨，南京酷暑难耐，刚刚下飞机的王宠惠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起草第二天向日方提出的书面抗议。 1937年3月3日，王宠惠接任刚刚辞职的张群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巧合的是，就在同一日，佐藤尚武也入阁成为新任日本外务省大臣。 对日外交，一直是南京外交部大楼里的官员们数年来最头疼的任务。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曾令数任外交部长束手无策。这座位于南京中山北路32号的建筑，数年里迎来送往，在此之前的历任部长任职很少能够超过两年。 张群在辞职后如释重负，“我这一年多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的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最初期望……” 部长们并非都是无能之辈，在这些来去匆匆的人群中，囊括了国民政府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职业外交人才，如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等人。但中日关系不仅没能好转，反而越来越滑向全面战争。 在这栋大楼里的每个人，都深知此时接任外交部长意味着什么。还是在1931年，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就因为处理中日关系不当，被愤怒的学生围攻殴打。“不幸的王正廷博士，作为南京的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被认为不积极’，被爱国学生殴打致伤。上周，他的伤势部分痊愈，但有三处重伤，其中膝盖严重骨折，令他颇为痛苦。医生说，他如果走路，将跛行。”美国《时代》周刊当时报道说。 但和后来的汪精卫相比，仅仅是被打伤的王正廷应该感到欣慰。1935年11月，时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在总统府大礼堂被人枪击，连中三弹，侥幸存命后，随即辞职。继任者正是张群。 1937年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
没有希望的“和平” 王宠惠不是外交界的新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在政府中主政外交。但距离上一次，已经有25年之久。 1912年1月5日，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外交部总长的委任状，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最年轻的总长，那一年他31岁。而今已经56岁的王宠惠再次入主外交部，一定会想起自己当年的任职经历。那一次，因为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成立，他在此位置仅仅两个多月就卸任了。 但这一次，仅仅任职两个多月的不是王宠惠，而是和他同一天上台的佐藤尚武。作为对华温和派的代表，还是在3月2日，佐藤抵达东京时，就提出了入阁条件，“必须以平等的立场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调整国交，缓和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 随后几日，在贵族院议会上，佐藤要求从“新的出发点”将日中间的问题加以纠正。而这一“新的出发点”就是“各国根据平等的立场进行交涉，此乃国际间的常规；根据这一常规而与中国进行的交涉，可以说是以一般的理念、一般地处理极为一般的事情。” 这样的表态，曾短暂地让南京外交部松了一口气。王宠惠随后在与日本驻华大使的会谈中，也对这种“新出发点”表示了认可。《大公报》乐观地表示，这位佐藤外相，与其他前任相比，有“隔世之感”。 与外相的表态相比，日本内阁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在当年4月通过的《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更加具体化，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也不鼓励和支持地方政权分裂。同时还提出了废止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的相应计划。 《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评价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 的确是太迟了，日本军部显然不能容忍有这样一位“温和”的外长。1个月后，无法抗拒军部压力的日本内阁总辞职，佐藤外交路线随之流产。 对于这样的局面，王宠惠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即使是佐藤不辞职，中日之间的积怨也不是单单一个外交部长所能化解的，无论在中方还是在日方，都是如此。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王宠惠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在全面抗日的大氛围中，战争既然已经是不可避免，作为外交部的主政者，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缓和局势，延缓战事，以让国家获得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
“好人”的理念 细究起来，王宠惠从踏入政坛开始，就从来是在维持危局中度过的。1912年任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忙于让新生共和政体得到列强承认。1921年任北洋政府派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则忙于利用国际环境废止对日“二十一条”。1936年初， 王宠惠的履历表在变乱纷争的民国时代罕见的“完整”，几乎在各界政府中都担任过要职，孙中山时期的外交总长，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黎元洪北京政府的大理院院长，梁士诒内阁司法总长、教育总长，1922年“好人政府”的内阁总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再到如今的外交部长，期间还两次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作为民国政坛的“常青树”，各届政府首脑总是在处理最棘手问题的时候想到王宠惠。但他绝不是一个没有政治观点，只是四处和稀泥的“好好先生”。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王宠惠旧交来游说，让他写作一篇鼓吹文章，许以50万现金。王宠惠愤然说，“余之笔专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一句话，将他的英美教育背景表露无遗。 1922年的《申报》或许能解释王宠惠受到各方欢迎的原因，“（王宠惠）于� 这可能是王宠惠外交生涯中最紧张的几日。上任4个月来，虽经百般维持，但战事一开，已无后路可退。 有着深厚国际法学养的王宠惠，多年来力图将中日问题国际化，用英美苏等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还是早在1921年，王宠惠作为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时，就在会议中突然提出提出废止“二十一条”的“临时动议”。日本代表毫无准备，措手不及，本想将日中问题限定在双方解决的希望破灭。在国际压力下，日本代表于次年2月正式声明：放弃对中国南满及东盟的特权。王宠惠在会上展现出深厚的英美文化背景，以及纯熟的国际公法学养，给人印象深刻。日后他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也同样有赖于此次会议给他带来的国际声望。 就外交的技巧来说，在整个中国，似乎也只有老资格的外交官顾维钧可与之媲美。“王（宠惠）博士是位热心的国家主义者，虽然他的本行是民法，但他对各种能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的事务均具有深厚的兴趣。”顾维钧曾如此说。 但无论如何纯熟的外交技巧，也只能在承认国际交往普遍原则的场合适用。对于1931年之后的日本，这样的技巧似乎很难有用武 不知道此时的王宠惠会不会想起自己当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的那个比喻——他将当时的中国局势比作一间“墙壁破朽”即将垮塌的大屋，全靠屋后五根大木支撑，这五根大木就是靠国际公法维持的几个条约。看似大屋没有垮，但是支撑却太薄弱，“所支之木，不过能支一时，亦不能支永久。” 他是希望国家能早日自强，改变靠条约维持的局面。“我们希望外国救中国而外国希望中国救自己，诸君想来岂不痛心？” 回国后不久，胡适、蔡元培、梁漱溟等人呼吁成立“好人政府”，力图让知识丰富，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组阁，改变武人主政的“肮脏”政治局面，以再造国家。王宠惠则积极响应，出面组阁，就任“好人政府”的内阁总理。但仅仅3个月，“好人政府”就在军阀的压力下倒台。 能够在军阀混战，政党倾轧，派别林立的民国政坛站稳脚跟的王宠惠，在此事件当中表现得如此“幼稚”，就像是不知道仅凭个人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整个局面一样。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他当时去担任内阁总理的想法，就好像也很难猜测他在1937年敢于接手外交部长时的心境。 也许他的一次演讲能为这些选择稍稍做些注解。那是在1927年，自海牙回国的王宠惠途经广州，应邀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他提到：“现在北伐统一，军事已算告一段落，今后的工作，须积极从事新建设的事业……中国人向来在社会做事，都是得过且过，不是苟且于往事，便是偷安于一时，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毛病。我们今日欲求社会进化，都应该打破这种的恶习……我们要求社会进化，必须时刻有求改良求进步的观念，社会才能得着一天天的进化。”
变与不变 社会是否“一天天的进化”不得而知，但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确在“一天天的进化”。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重庆正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剑桥中华民国史》叙述说。 王宠惠的外交部长一职直到1941年6月卸任，那时候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还有6个月，但中国已经是美国《租借法案》的受援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是英美联盟的一部分，并逐步获得丧失了一百多年的大国身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际身份由“万国朝贡”体系的盟主变转为屈辱条约体系的弱者。所有在外交上的努力，不过是利用各个列强的矛盾而维持短暂的平衡。从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四年间的变化不可不谓天翻地覆。这一影响要随着战争的进行而日渐清晰。对于一个职业外交官来说，能将危局维持至今，实属不易。 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并承担联合国宪章中文版的润色和审定工作。 不知道当时作为五大国代表，在逐字逐句审读联合国宪章的文本时，王宠惠是否会想起1937年7月9日的那个早晨，当天南京酷暑难耐，刚刚下飞机的王宠惠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起草第二天向日方提出的书面抗议。 《大公报》的泪与血 ■主笔／丁三 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他们在这份当时中国最伟大的报纸上写道：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1931年5月22日，当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随后引发了“满洲事变”。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哀绝的歌声渐渐传扬起来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儒生张季鸾 它也传扬进了《大公报》报馆，传扬进张季鸾心灵的深处。 自从创办《大公报》，外界对张季鸾流传着种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公社实践分子”之外，他和蒋介石的交往细节，甚至使一些人认为他是“投机政客”。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为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幼年四书五经的熏陶，尽管日渐斑驳，却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和范仲淹、张载、王安石一样的鲜血。 他自称“文人论政”，不断宣扬“言论报国”，这当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迹？他力戒自己求权、求财、求名，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这当中，又有多少旧式书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在漂白种种现代色彩之后，依然清晰可见的，不也正是历代儒生的气节么？…… 可以断言，他是一个被过多附会、过多误读、过多歪曲的人物。或许，经过岁月风尘的磨砺，他也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本色，只有这样的大伤大悲、巨创深痛，才能唤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怀。 无论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张季鸾的建议下，“三巨头”召集了全体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季鸾宣称，“四不”之外，《大公报》还将增加“教战”、“明耻”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创办《军事周刊》和中日外交专栏。 在他的建议下，《军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于中日外交专栏，则由王芸生负责。
青年王芸生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王芸生与张季鸾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如前文所述，张季鸾性格开朗，“善谈笑、爱热闹”；此外，他也自有长者风范，被称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物。与他相比，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则有着大时代青年的浓重气息。 王芸生偏激、极端，乃至略显狂妄。早年在木器行当学徒工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经过五四的青年，怎么能走封建的老路子呢”；他一度加入过共产党，脱党以后，他依然满口“革命”、“帝国主义”的字眼；而在他执掌《大公报》的日子，他更不时宣称，“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几十年以后，对于这种性格，许多《大公报》旧人依然颇有非议。 然而，在张季鸾看来，王芸生是负责外交专栏的最佳人选。 开辟外交专栏，“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责日本欺凌中国之暴残”（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据说，在与胡政之商议人选时，张季鸾列举了王芸生的诸多优长：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国人之耻而不至短国人之志”；他行文极富煽动性，被称为“激情洋溢、江河直泻”……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季鸾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因为，此后两年有余，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响之广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泪与血 “每日刊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几十年以后，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顾着当时《大公报》的专栏：“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字样，读来铿然有声。” 同样铿然有声的，还有王芸生的名字。两年多时间里，《大公报》发行量从两万余份猛增到大约五万份，而新增读者中，青年学生多达六成左右。如果说，张季鸾说理透彻、平和典雅的文风，曾使大批学人深为叹服的话，那么，王芸生的浓烈情感、宏大气势，则击中了众多青年的内心。他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青年领袖了。 不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闻达于诸侯。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与张季鸾密切相关。这个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生性异常淡泊，他的大多数文章不署名、不结集、不出版，以至于逝世以后，胡政之为编辑《季鸾文存》而大伤脑筋。然而，在扶植晚辈方面，他历来不遗余力。在他的鼎力推广下，该书风行全国，奠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论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运！如果说，《大公报》的地利，张季鸾的人和，他无一错过的话，那么，他还占据了“天时”。毋庸讳言，在满洲事变之前，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温和、含蓄……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的飞扬激荡，他的滔滔不绝，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满洲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后，没有什么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这个民族渐渐苏醒的心灵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随即，日渐飚升的“华北自治”风潮，又一次成全了他。 所谓“华北自治”，并非出自东京的指令，而是天才特工土肥原贤二的杰作。如果说，作为少数民族的原居留地，中国民众对满洲的情感还多少淡漠的话，那么，北平、天津、临淄、邯郸……这些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则是亿兆苍生不可逾越的心灵底线。如果说，“满洲事变”仅仅让昏睡百年的民族睁开了眼睛的话，那么，吞并华北的密谋，则是让这个民族彻底醒来了。 风潮初卷起，王芸生就中断了外交专栏的写作，而致力于华北问题的社评。他并频繁出入各大高校，演讲、集会、签名售书……他的沉悲愤慨，渐渐风靡了大半个华北。 谈及《塘沽协定》时，他说，这是“丑恶的字句”、“一本屈辱的文书”，是“不抵抗主义的文凭”；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在不得不死的时候，“要死得从容、大方些”；而当“五省自治”的风潮渐渐卷起，他的语气更加悲怆：“我宁愿这古城名镇化作一片焦土，留待我们的子孙前来复兴；我不愿它再作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使我们的祖宗在地下蒙羞辱！……” 在“华北自治”风潮中，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而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毫无疑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背景的华北，必定会给后者更多的喝彩，更狂热的追捧。 不知不觉地，《大公报》的灵魂，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平和、儒雅的张季鸾；另一个，则是激进、狂热的王芸生。
抗日战鼓 灵魂的分裂，不过短暂的一年有余。卢沟桥枪声响起后，是张季鸾而不是王芸生，“擂响了《大公报》抗日的战鼓”。 1937年7月16日，在《大公报》天津版上，49岁的张季鸾发表了《只有抵抗的一条路》一文。这篇寥寥三百余字的社评，以酸楚的口吻反复谈到，“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它并呼吁南京，在华北危亡的重大时刻，应领导全国，“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 紧接着，7月29日，张季鸾又发表了《艰苦牺牲的起点》一文。这篇社评的语气更显沉郁，“只有悲愤应战”、“必须拼命”等字句充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佛步张季鸾之后尘，蒋介石在庐山的两次著名演讲，分别发表于7月17日与7月30日。 如果说，张季鸾的两篇社评，以“决绝”与“悲壮”为基调的话，那么，王芸生的社评，则充满了青年的骄傲与激情。7月30日，时任《大公报》上海版主任编辑的他，以这样的字句，表达着这份杰出报纸的抗战决心：“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的合法统治同其命运……津市合法官厅中断之日，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 天津版完成撤离后，王芸生更以礼赞般的欢欣，讴歌着这场“幸运的战争”。 在《东亚大时代》一文中，王芸生在“大时代来了”的雄健呼喊之后，阐述起了自己的荣光：“现在是东亚大时代的起点……对于自己，（我）深感荣幸，这样一个无拳无勇的人，居然有机会做大时代火焰的燃料！” 淞沪会战开始后，他进一步欢呼：“中国的儿女！……我们祖宗所未见到的全国对外战争，我们见到了而且参加了，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1937年8月19日，《第一次全国对外战争》） 不仅如此。在《勖中国男儿》的社评里，他以进行曲的节奏，憧憬着胜利后的景象：“进！进！进！打！打！打！……直到打倒日本军阀之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儿女，再释枪解刃，大家抱头痛哭一场。这一哭，要哭尽我们的悲悔，哭尽我们的辛酸！” 即使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后，王芸生亢奋略减、骄傲依旧。12月14日，上海版西迁前夕，《大公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评。在《暂别上海读者》一文里，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另一篇社评的标题，便是《不投降》：“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这是《大公报》在沦陷区的最后一篇社评。
一个时代的结束 流亡开始了，《大公报》的又一个时代也开始了。如果说，《大公报》的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期的话，那么，它已经走过“四不”方针的时代（1926——1931）、徘徊于“四不”方针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时代（1931——1937），并由此走向抗战时代。 此后八年，《大公报》流亡于汉口、香港、重庆与桂林等城市。轰炸、逮捕、逃亡、死难；迁移、寻址、安顿、发刊……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尽管如此，在漫长的时光里，《大公报》的停刊事例，也仅仅是1939年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两天。而此时《大公报》发行量已高达91500份，晚报发行量也达到了32000份，无论质量，影响，还是规模，它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最大的报纸。 也是在重庆大轰炸最疯狂的时期，1939年5月5日，张季鸾发表了《抗战与报人》一文。这篇著名的社评，以亲历者的身份追溯着《大公报》的十余年命运。或许，它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 [SY_SPECIAL][SY_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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